【编者按】徐樑解读编著的《溪山琴况》由中华书局出版，本文为其序言的第一部分。本处标题由我们编辑部所加。

 《溪山琴况》为明末清初古琴家徐上瀛所著。徐上瀛,号青山,娄东(今苏州太仓)人,曾两应武举。明亡后改名为谼,号石汎,隐居于苏州穹窿山。作为一介民间琴人,徐青山的生平已无法考证清晰,有关其生平的所有资料几乎都汇集于钱棻、陆符、夏溥、彭士圣等人为《大还阁琴谱》所作的序文中。根据蔡仲德先生在《<溪山琴况>试探》一文(《音乐研究》1986年第2期,以下所引蔡氏观点均出自该文)中的推论,徐青山的生卒年约为万历十年(1582)至康熙元年(1662)。其早年曾与严天池、张渭川、施磵槃、陈星源等琴学名家交游,并在求学的过程中“采撷英华,黜靡崇雅,自名其家”。

虽然青山成名应该较早(蔡仲德先生推论其成名当据徐愈《学琴说》从卒年前推五十年,在1612年左右),但《溪山琴况》之撰著,则已至于明末。其首次被提及是在钱棻为《溪山琴况》所作的序中:“今年辛已,客白下,(青山)忽邮示一编,曰《溪山琴况》。昔遵度著《琴笺》,范文正请其指,度曰:‘清丽而静,和润而远。琴尽是矣。今青山复推而广之,成二十四论,研微尽变,我直欲以此编为蓬莱山矣。”自此之后,青山时时借《琴况》以求其友声。晚明著名文人陆符在作于明亡之甲申年(1644)末的序文中言道，他于癸未年(1643)的秋末在杭州西湖畔初识青山,因深服于青山之琴音雅正、《琴况》精当,故欲荐其赴京,以正宫廷琴风。但是当青山于次年春北上至京口时,李自成已然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于是青山被迫南归。后虽欲“弃琴仗剑”,赴京效力,然终不遂其志,只得归隐吴门。

在陆符的序文中,青山表现出了愿以武略报国的志向,其弟子夏溥的序文中也提到青山“志存经世”,但是平心而论,与其说青山看重的是国家的盛衰,不如说,他更注重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尽管其晚年弟子夏溥在序文中说青山“晚岁结茅穹窿,蓬蒿满径，不自知釜生鱼、甑生尘也”,但却并不能就此推论青山甘于做一个淡泊无闻的前朝遗民。就目前仅有的几篇序文来看,其中已显示出青山在“结茅穹窿”之后至少曾赴南通与通州知州彭士圣交游,而彭士圣乃汉军旗人,与青山当无夙交。彭氏在《琴谱序》中言道:

海内共推吴操,而徐君青山为之冠。其意尽黜新声,复还太古。余偶乘案牍余晷,听其抚音。……向者慕成连之曲而不可得,今幸于海上遇之,青山之移我情,其在是乎?

这里的“海上”二字一语双关,既指伯牙成连“海上移情”的典故,又指在现实中的“海上”遇到青山:一方面,序文后有“三韩彭士圣青琳父题于白琅署中”的题记,“白琅”二字为南通之古称；另一方面,彭氏只需“偶乘案牍余晷”,不必远出官署即能“听其抚音”,可见并非彭氏屈驾吴中,乃是青山北上通州。因此综合来看,此处所谓的“海上地当即指近海之南通。而“偶乘”二字又自有一种居高临下之气,又可推想彭氏恐非真因仰幕琴学而主动礼请青山。青山以晚岁之身,渡江而访一素不相识之北人官员,所为何者?其目的,当亦与《溪山琴况》、《青山琴谱》之刊刻有关:“(青山)一日以所著论、谱示余,余不敢私,付之剞劂”——考虑到彭氏序文中的部分语句与《琴况》颇为相似,这里的“论”当即《溪山琴况》。

但是此次刊刻规模未必很大,成书质量恐怕也未能使青山满意,所以青山才会对其晚年入室弟子夏溥说:“予手是谱四十年矣,今以授子。”(见本书所收夏溥《徐青山先生琴谱序》)可知夏溥手中之书当为青山手录,而非彭氏之刊本。正所谓“弟子不必不如师”,夏溥以《琴况》及《琴谱》所托之人,则又是一汉军旗人“三韩蔡毓荣”(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九:“今人谓辽东为三韩”),且夏溥之运气又远过于青山——康然十二年(1673)春,他与时任川湖总督的蔡氏结识于衡山峰顶,蔡氏于是年秋作完《琴谱》之序,而是年十一月吴三桂即起兵造反。之后数载两湖之地兵火连连,倘若夏溥于战时往见蔡氏,蔡氏忙于督战,或亦未必能够如夏溥所愿。而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溪山琴况》和《大还阁琴谱》,主要就是这一蔡氏刊本,亦可谓偶然之幸事。

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很多著作中,我们都不难发现浓重的家国之悲。但是这种家国之悲无论在《溪山琴况》中还是在青山师徒的行迹中,都是很难找寻得见的。我们甚至会因此产生疑问:在甲申国难之时,为何青山还念念于其《琴况》、《琴谱》的编订?为何会在新朝定鼎之初就主动与北来之当权者交游?——然而这样的质疑恐怕是近于苛责了。鼎革之际,或生或死全无定数,对于青山之类一介布衣而言,一旦身死,则湮灭无闻亦属寻常之事。但人生在世,倘若自始至终昏昏碌碌,也未尝不能安享天年；而倘若以一已之聪明,得窥天地堂奥于万一,成一段独得之思、独到之情,自当念念不已,终不忍其随己身而磨灭。故青山每以《琴况》示人,非图已身之功名,亦非必得其人之赏,而实求此书之存世。

读《琴况》者,当识此青山隐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