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为避自吹自擂之嫌吧，几乎所有出版的录音带和CD都是由他人撰写演奏者的介绍。我想，如果不是为了加冠带冕之便，而是以如实反映演奏者的艺术经历和他的追求为目的，那就莫过于自我表述了。所以，请允许我自述。

儿时的林友仁先生

  我于1938年8月出生于上海。父亲林中青是台湾（省）台中县人，母亲李维华是江苏昆山县人，皆以牙医为业。自我有记忆起，父母已定居南京，所以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业皆是在南京完成的。我一生庆幸的是，小学、中学的老师大多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且多采用启发式教育，注重基础训练，着力于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能力的培养，对学生既严格又可亲，这是我一辈子受用不尽的财富。

林友仁先生拉小提琴

  对于音乐，我并没有特别的天赋，只是爱好而已。那时，我喜欢西方音乐，常在外文书店听交响乐、芭蕾音乐及协奏曲的唱片，也看些如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家的传记。初中二年级，我随语文老师路尔玉先生学习小提琴。三年后，在高中阶段，因我对音乐的爱好，音乐老师赵心诚先生便培养我做校合唱队指挥。赵老师热心音乐教育，训练合唱队很得法，所以合唱队在市里颇有些名气。于是我又做起了指挥家的梦。我拜前线歌舞团指挥吕伯舜为老师，一本正经地学起指挥来。1956年，我因指挥《半个月亮爬上来》而获得南京业余文艺会演的指挥奖。后来被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国乐队看重，又担任了国乐队指挥。此时，一心想考音乐学院指挥系。不料，考指挥对钢琴、和声、视唱练耳的要求极高，非我能力所及。

  命运，为我作了另外的安排。

  同班同学张钧，会二胡，也会小提琴，因此我常去他家玩。其父张正吟先生，是“南京乐社”发起人之一，各种民族乐器都能摆弄几下。他还是位热心的音乐活动家。当专业小提琴、指挥的梦想都已成为泡影，我便选中了古琴作为进音乐学院的敲门砖。1956年秋后，经张先生介绍，我开始向夏一峰老前辈学琴。遗憾的是，三个月后夏老不幸中风，我仅学了几操小曲便停止。1957年，扬州刘少椿先生来南京，又经张先生介绍，我便随刘先生学琴。同年，甘涛教授推荐我去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旁听视唱练耳、民歌欣赏，为考音乐学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准备了一年，我终于在1958年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

南京乐社古琴组首次琴会留影1957年8月于鸡鸣寺

  在音乐学院的五年中，我先后向刘景韶、顾梅羹、沈草农、卫仲乐四位先生学习了古琴不同流派的演奏风格，其中卫仲乐教授对音乐的处理方法和音乐观念给我的影响最大。由于乐队中没有古琴位置，所以在合奏课及演出中，缺什么乐器就突击学习什么乐器。这样，我得以接触了笙、中胡、中阮、大革胡、低革胡及各种打击乐器。

  就专业古琴演奏来说，指甲软薄易断常使我苦恼，加之对舞台表演不太感兴趣，于是促成我对琴学的钻研。到毕业时，除演奏之外，我还破例提交了三篇论文，没想到，因此和理论研究结了缘。1963年，我被分配在本院民族音乐研究室，一面当资料员，一面随夏野先生学习《中国古代音乐史》，担任助教，兼授古琴。

林友仁在上海音乐学院为张子谦先生录像

林友仁带留学生在姚炳炎先生处上课

  1969年至1974年，我去黑龙江省爱晖县西岗子公社的一个生产队插队。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真正体验到边区底层农民的生活与思想感情；在广阔的天地里，思想、精神获得了解放。当我再回到上海音乐学院工作时，我和过去的“我”相比已有了很大的变化。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生理阶段、不同的心理状态下，产生或接受不同的音乐。因此，音乐的多元化是大千世界使然，而非理论家的创造。

  我的音乐，是我的内心世界和审美观的显现，是以“我”的存在而存在。对于社会，我企望的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合者留，不合者去”。这是我经过各种思潮的撞击、摇摆之后而确定的音乐观念。有朋友在听了我的琴后，疑惑不解地问“”怎么弹琴时的你和平时的你判若两人？“似乎我有”两面派“之嫌。然而此话不无道理。

  对于“现代文明“掩盖下的竞争奸诈、人欲横流、贪婪虚伪、喧嚣嘈杂，我除嬉笑怒骂之外，别无能耐，但动真气必有所伤。唯弹琴入境才使我暂时离愁忘忧，复归于心静、神清、气和，精神得之以松弛、平衡。境中是属于我的天地，这是我和“我”不同的原因，也是传统古琴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之所在，是其他任何乐器所不及的。有人说：“古琴是为自己的”，有理，但也可与人分享。所以我常对初学者说：“教你琴，实际是为你介绍一位忠实的‘伴侣’。只要你不抛弃它，它永远不会背叛你。”

艺术贵在创新，古琴也不例外。但以牺牲自身本性为代价，这无异于“自杀”。古琴的发展尚在探索之中，在古今、中外文化的汇流之中如何定位，还需有识之士不断地思索、实践。

  按西方社会分工的原则，我被定位在音乐研究所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而实际上，我所涉及的范围还包括近现代，甚至眼下所发生的音乐的流变。我无“专业”的概念，无所谓“事业心”，也不打算驻足在某一个领域，获得怎样的成功，有的只是兴趣地驱使，机缘地促成。

“文革”当中，我没想到能指挥港务局铜管乐队的排练、演出，甚至还编配了一首铜管乐曲。在黑龙江插队期间，我创作了《“八一”组歌》、小歌舞《快乐的邮递员》。近十年，我还为《唐诗欣赏》、《普希金抒情诗选》、《中国古代笑话的故事》、《圣经的故事》、《海的女儿——童话故事选》等中外文学、诗歌的作品配乐，而古琴的音带不多，仅《中天真味》（台湾“音乐中国”出版社出版）、《琴韵箫声弄流水》（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出版）、《广陵琴韵》（七）（雨果出版）以及英国为我录制的这张专辑。

  我，不是作曲家、演奏家、音乐编辑……虽无“家”可归，却也轻松自在。若强以名之，就算是艺术的流浪者吧。而古琴，只是我——流浪者的一个足迹。

1995年7月23日于青浦东园

2013年9月修改定稿

作者注：本文原为《广陵琴韵》（七）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