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则新闻陡然跳到我的眼前，复旦大学裘锡圭教授公开声明他并不是日前成立的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的“学术顾问”。
此外他还特地指出，他对“一些院校在原有的教学和科研机构之外以国学、儒学一类名义另立研究机构是不以为然的。”他原以为复旦不会这么做，没想到如今也难免俗，故难掩失望之情。
不要故意把儒学等同于国学
裘教授对母校的殷殷之情让人感怀，可在我看来，他所指出的如今高校叠床架屋搞出的各种国学或儒学机构的现象，更耐人寻味。
这些年来，各种名目的国学院与儒学院层出不穷，它们大多依靠大学或某些国家的研究机构，冠冕堂皇，给人以研究高深学术的印象。但实际上，这些机构大多独立于大学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独立运作和经营，在各地办理各种名目的国学培训班，吸引老板、富翁、影星、贵妇乃至某些公务员入彀，只以赚钱为目的。
至于那些民间的国学机构，更是专以未成年的孩子为目标，以读经为幌子，公益为旗帜，实则眼球依然不离这些幼童父母的钱袋。
针对学生群体的国学班
可奇怪的是，这些打着国学招牌的培训班在今日大行其道，而那些活跃其中的“国学大师们”也好像一谈到国学，就万般皆下品，唯有儒学高，而且他们也常常有意把国学等同于儒学。
这样一来，仿佛其不仅历史悠久，既可上溯到孔子，同时又仿佛得到了国家的源源不断的支持，以拉虎皮做大旗，让人难以或者不敢对其作为进行质疑。
不过，这些做法倒是让我不禁想起尼采的“永恒轮回”来，使人在毛骨悚然之余，也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只要对近百年来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新文化运动前后，人们就曾围绕国学产生过争论。
对于国学这种似是而非的概念，1923年，胡适在《发刊宣言》曾经讲得很直白，他认为所谓“国学”其实只是“国故学”，而研究中国过去文化历史的学问都是“国故学”，并且，在这些“国故学”里既有所谓的“国粹”，但也有“国渣”，并非一说是“国学”，就让人肃然起敬，觉得都是金玉良言，其实里面废铜烂铁也不少。
即使是现在被这些人当成宝贝的儒学，也同样是国粹与国渣并存，泥沙与金屑齐飞。尤其是其所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三从四德之类，更是与现今人们对独立的人格以及思想的自由和平等的追求相龃龉。
“儒学热”比百年前等而下之
在我们的历史上，只要没有战乱，只要社会安定一阵子，就有两种人出现，低级的给有权有势的人献长生不老药，献红丸，高级的献长治久安之策。而打开历朝历代这些人的锦囊，你都可发现里面写着同一句话，那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其原因，无非是政治化的儒家学说可以让有的人坐稳奴隶主的位置，而让有些人稳稳的做奴隶而已。现在这些人同样把儒家的东西当成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壮阳丸，要献给某些有权有势的人。因之既有可以立国的“儒宪”，也有可以盈利的儒家公司管理术，而这也就是他们把儒学“国学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在他们眼里，似乎哪个地方有问题，只要用儒学加持一下，就可以起死回生，就可以照到哪里哪里亮。
但遗憾的是，不管是历史还是文学都告诉我们，这种思路不仅不是很理想，而且后果很可怕。最著名的就是《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大官人，要知道他的暴毙就与误服药物有关。
而且，在我看来，现在的国学热或儒学热与胡适当年相比更等而下之，当时的人热衷国学，是因为有不少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遗老遗少，在新文化前，难于与自己的过去告别，所以要起来捍卫，可如今的人更多的不过是为了几个小钱而已。
更加有趣的是，这些开国学班的人虽然抵制和反对西方的腐朽的商业文化，但暗地里学起来却比谁都快。他们像麦当劳、肯德基开连锁店一样在全国各地开国学培训中心，而且也像它们的营业员都穿着制服，以便让消费者便于识别一样，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服，那就是一身分不清颜色的油腻腻的对襟布衫，当然，他们也大都像麦当劳的小丑或肯德基的白胡子老头一样有自己明显的特征，他们或留着几根稀稀拉拉的山羊胡子或者干脆就是一部络腮胡，让人一眼就可以从人丛中认出来，这当然是为了赚钱。
所以，当他们在孔子诞辰时沐猴而冠穿着不伦不类的古衣装，在孔庙里磕头作揖时，与其说拜的是孔子，不如说拜的是孔方兄。
跪拜孔子的人们
最后，曲终奏雅，我觉得还是用胡适的话来总结一下如今的国学热或儒学热比较好：“有些人还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所以他们至今还在那里抗拒连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学术。有些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甚至于有人竟想抄袭基督教的制度来光复孔教。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的保存了；所以他们至今还想压语体文字的提倡与传播。至于那些静坐扶乩，逃向迷信里去自寻安慰的，更不用说了。在我们看起来，这些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这些行为，不但不能挽救他们所忧虑的国学之沦亡，反可以增加国中少年人对于古学的藐视。如果这些举动可以代表国学，国学还是沦亡了更好！”
我必须说，我赞同胡适的意见。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张生/文 2016-09-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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